保密与信仰

 

信仰是抵御酷刑索密的唯一防线

保密活动是保密主体与窃密（索密）主体之间的对抗和斗争，是双方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殊死较量和智力对抗。特别当这场斗争的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索密者处于优势地位和高压态势，守密者处于弱势地位时，博弈双方已经不是在设备、技术和智慧上的较量，而是信念、意志和精神上的比拼。古往今来，保密史上有不少面对酷刑仍坚守秘密的仁人志士，后人在描述这种不对称的较量时往往用“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忠于职守”来形容守密者，而支撑力量往往归之于信仰。

“窃”的本义是用阴谋手段暗中获取，因而相对于窃密而言，守密者高超的谋略、娴熟的技术、良好的心理素质等是保密的重要条件。但是索密就完全不同了。索密是在守密者知晓其目的的情况下，采用包括强制性手段在内的一切方法，突破守密者的精神防线来获取想要秘密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守密者的信仰及意志就成为抵御酷刑索密的唯一防线。

刑讯逼供在我国始于秦代，盛于唐代，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从法律文本上宣布废除。在国外，刑讯逼供的废除则更早。但无论日本侵华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刑讯逼供仍是从囚犯身上获取所需信息的主要手段。被捕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一批寻求真理的革命志士是酷刑索密的主要对象，也是体现保密价值观的最典型的群体。

很多历史记载常用“灭绝人性”形容施刑者，影视作品中也常常将作为正义化身的受刑者的坚贞不屈和代表反动的施刑者的残暴兽性作对比。实际上，中世纪对人身和人性的摧残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已为社会所不齿，但施刑者仍在社会看不到的地方滥用酷刑。他们往往寄希望于两点：第一，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忍受是有极限的，采用新技术的肉刑并辅以“科学”的心理战是可以有效地突破人的身体和心理防线；第二，他们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对“邪恶”的疯狂施暴是理所当然的，受刑者是“罪有应得”。他们将受害者当作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对政府管理的挑战。受刑者要么“回头是岸”，要么就以失去身体的完整性甚至整个生命作为“抗拒”的代价。持有这种理念的施刑者在阴暗的审讯室失去人性，而下班后又回归正常。

不管是日本宪兵，还是中统、军统的审讯者，都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来对付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获取线索，审讯者想方设法折磨他们的身体或者通过心理“感化”摧毁他们的意志。这些手段有的获得了瓦解防线效果，一些变节者不仅供出党的组织秘密，还反过来充当劝降者。但是，同样的手段碰到另一群人却丝毫不起作用。被叛徒出卖的中共重庆地下党员江竹筠在受尽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竹签和电刑后，仍拒不交出敌人所要的川东暴动党组织和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面对死亡威胁，江竹筠的回答是：“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除了采用强硬的高压手段，索密者还会通过“感化院”“反省院”“自首政策”“个别谈话”等“怀柔”手段迫使革命志士屈膝就范。如果金钱利诱、封官许愿和精神折磨再不奏效的话，就挖空心思地从人性中最软弱的地方下手。1932年，中共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被捕后，敌人以其两岁儿子的生命相要挟，逼其就范，李耘生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从容就义。1946年，董健民和钟琪夫妇接受党组织派遣携秘密文件离开延安奔赴东北，途中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警登船搜捕，面对险情，夫妻带着刚满两岁的孩子宁愿跳海也不让密件落入敌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碰到这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切用在常人身上能奏效的手段似乎都不灵验。

看看烈士纪念馆照片墙上那些年轻英俊的面庞，读读那些饱含亲情、倾吐真情的诀别信，很难想象这些有父母妻儿、兄弟姐妹、热爱生活的年轻人，何以为了保住一份名单、几份文件放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舍弃最宝贵的生命。这些烈士之所以能够大义凛然地面对人类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的考验，除了信念，除了崇高信仰的力量，没有其他理由能够解释得通。

信仰是一种缘于灵魂深处的力量

人们对信仰的理解可能不尽相同，但共同点都是将信仰看作精神的追求，看作对自己认定或设定对象的坚贞不渝和无限向往，这是一种缘于灵魂深处的力量，是人们对某种体现着最高生活价值的执着追求。方志敏在狱中有一段关于信仰的对话。劝降者说，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拼命呢？对此，方志敏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

据《人民日报》报道，埋骨雨花台的烈士，74%受过高等教育；葬身渣滓洞的英灵，70%出身富裕家庭。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显然不是生活所迫，本应顺风顺水偏向荆棘而行，本可锦衣玉食不惜向死而生。为信仰献身，为理想殉道，在今天也许很难切身理解那个年代先烈们的世界观和保密观。但就是他们铸造了民族的血脉精魂，让亿万人呼吸到了“英雄的气息”。

抚今追昔，保密史上那一段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时期、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例，让我们在景仰和惊叹精神力量的同时，不能不对精神追求的信仰作进一步思考。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对于消解生活的空虚感、恐惧感，摆脱无聊、寂寞和孤单的状况，赋予生活以方向和意义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这些都无法为先烈们的信仰作注解。在道德信仰、宗教信仰、哲学信仰等体系中，有这样一种政治信仰，使得信奉者不惜舍弃一切，为之坚守，为之献身。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苦苦追寻救亡图存之道时，既吸收了民族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犹，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品德，不畏强暴、同仇敌忾的忠肝义胆，勇于探索、锐意进取的自强自尊等优秀的精神食粮，又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坚信不疑。对他们而言，保密就是为了坚守信仰。

在那个入党即意味着杀头的年代，他们中有很多人确实没能等到胜利的到来，还有一部分不为世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初期，秘密赴台的1500余名干部中，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留下英名的仅846名。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编入各级政府烈士英名录的仅有约180万人，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留下姓名的烈士仅1519位。幸存者中，长期隐姓埋名、无法说清真实身份，甚至遭受后世误解的也大有人在。如张露萍等7烈士被国民党秘密枪杀，敌人随后的大清洗使党组织对他们的情况一时弄不清楚，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还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直到1983年才真相大白，张露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不为名、不为钱、不为官、不畏死，他们是为理想和信仰献身的真英雄。

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无数革命先烈义无反顾地为我国的未来而献身，支撑着他们革命意志的就是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一大纲领）。正如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所说，“人类永久的幸福不在于获得任何东西，而在于把自己给予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给予比他的个人生命更伟大的观念”。这种伟大的观念所昭示的，不仅是个人走向未来的自觉，更是人类未来的目标导向。它赋予人以使命感、崇高感，能激励自己承受磨难，做出自我牺牲。一旦确立了这种信仰，就会以生命的全部，投入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们讲保密价值观，往往与利益、政治、安全相联系，很少与信仰挂钩。的确，与利益不同，信仰不是占有；与政治不同，信仰不是管理；与安全不同，信仰不管是否免于威胁。信仰是行动的指南，是奋斗的旗帜，是维系的纽带。信仰者坚信，他不是孤军奋战，他所奉行的信仰凝聚了人民的愿望，是得到公众高度认同和肯定所形成的价值共识。这个代表性的群体，具有共同理想和目标追求而不惜为之捐躯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共同的使命感构成了党员必备的政治立场、思想基础和行动目标，并坚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就是无数革命志士在孤立无援的刑讯室、在远离组织的铁窗炼狱、在濒临绝望的危情险境、在面对枪口的刑场，誓死不出卖党的秘密的意志来源和精神支柱。

来源：国家保密局网站（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5期）

 

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与保密工作传统

 

隐蔽战线上你死我活的较量，也是索密（窃密）与保密之间的拼杀。革命战争时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反动派动用的是国家资源，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再加上西方列强的支持，这注定了处于弱小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其保生存、保胜利的过程中要付出血的代价。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部分被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除了少数因错误路线导致力量暴露外，被变节者出卖是其另一原因。这一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进一步深思。

血的代价与教训

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抗战爆发前，革命处于低潮，红军主力转移，“左”倾冒险主义使党的各级组织和群众组织不断暴露在强敌面前，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加强力量，采取了更加狡猾阴险的破坏手法。1932年4月，国民党成立了以戴笠为首的“复兴社特务处”，随后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在上海正式建立“行动区”，对我党造成了多次大破坏。1934年，上海中央局两任书记相继被捕、叛变，供出中央和国际两部电台、7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及大批无线电器材，不但使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也使新生的中共无线电通信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从此，上海中央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也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1935年2月，由于两个叛徒的告密，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江苏省委等20个机关遭到大破坏。同年7月，上海中央局又遭破坏，39人被捕，此后中央局在上海只剩下了一个交通站。同年11月，中央特科驻上海办事处也遭到破坏，10人被捕。至此，在上海的中央局、江苏省委及所属区委，以及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几乎全被敌人破坏。

北方党的领导机关遭受的大破坏也有5次之多。1931年6月，河北省委机关、省团委、省军委、省互济会、北平市党团机关遭到破坏；1933年5月至7月，北方党组织又遭灭顶之灾，包括河北省委全体常委在内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捕，加上各地被捕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总数达千人。至此，北方党员由原来的3000多人减至不足1000人，天津市党员只剩30人左右，党的处境十分艰难。

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回忆中说：“共产党在不断地‘左倾’‘右倾’‘盲动’‘暴动’的错误政策的领导下，接二连三的失败……这一有利的客观条件，也是政治说服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徐恩曾所说的“政治说服”，就是他自诩为与共产党做地下斗争“克敌制胜”的主要战术，就是将被捕的少数地下党员迅速变成他们所谓的“同志”。然后由新“同志”对我党做更大的破坏。徐恩曾承认，生命的威胁是被捕党员心理转变的有力工具，但不是促成转变的唯一手段。少数“顽固倔强”者不得不交“法律制裁”。

实际上，徐恩曾夸大了他的“战绩”，高压下的变节者是少数。在1942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广西工委被破坏事件中，2000多人被捕，投敌者总计也只有百人左右，但这不足1/20的叛徒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据叛徒庄祖方在新中国成立后交代，他将中统对付被捕者的阴毒手段归为6点：一是绝灭其营救希望，二是打乱其坚拒意念，三是谣惑其是非观念，四是促动其自私欲望，五是诱逼其罪恶作为，六是进而使其彻底叛变。总之，先诱叛，不成则把水搅浑，设套让你钻，等组织造成损失后，使被捕者说不清而不得不就范。然后一个个地顺藤摸瓜，逐个击破。其中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诡计的策划与执行者，大多是中共的叛徒，他们对党的组织、理论与行动都很熟悉，有知己知彼之利，懂得许多国民党特工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比出身国民党的特务要“高明数倍”。

而那些徐恩曾所称的“顽固倔强”者，就是怀有崇高信仰和必胜信念的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意志顽强、忠贞坚定、“竹死节不变”的守节者，生命威胁和“政治说服”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1931年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0多位共产党人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被杀害。李求实在提审时正气凛然地宣布：“共产党员都是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这样的人，你们永远杀不完。”1931年10月，王若飞被提审，敌人要他说一个字“招”就免死，说“不”马上送他回“老家”。王若飞回答道：“现在还啰唆什么？我再对你说一遍，‘招’字早已从我的字典中抠掉了。”1933年5月，邓中夏把审讯现场当作战场，针对敌人“危害民国”的“有罪”指控，历数国民党一枪不放地丢掉东北大好河山，反问谁在“危害民国”。敌人知道邓中夏在党内受到王明等人的错误打击，想利用这一点通过“政治说服”软化他的斗志，遭到邓中夏的严厉驳斥。面对敌人的以死恫吓，邓中夏坦然回敬：“我没有进来的时候，倒想着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进来了，倒从来没有想要出去。”还有广西工委副书记苏曼等人，面对刑讯，坚贞不屈，为了保护党的秘密，集体自缢牺牲；吴建业烈士在马家洲集中营里受到酷刑后，写下了激昂的诗篇：“皮肉给他吧，骨头是我的！就是骨头碎了，也会有强烈的一声爆响！”“上前去啊，同志们，跨过我们的死尸，请不要忘记，当明天你们凯旋归来，在我的坟上，可以采摘一朵鲜花，请插在你的枪口上，把它带给世界劳动的人们，因为这是我的唯一的遗嘱。”

小节与屈节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身陷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共产党员预见国民党政权溃败前夕会实行大屠杀，便秘密商讨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为对党的意见和建议，这就是著名的“狱中八条”。其中多处提到“防止领导成员腐化”“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强调叛徒之所以会成为叛徒，是因为这些人早就因为生活腐化而变质，他们的“革命者”身份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外壳。在《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烈士们告知上级组织：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私生活问题，这三个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对革命是否忠贞。

这些看似小节的东西，却与屈节密切关联。事实证明，被捕叛变的一些叛徒在私生活上都不干净。曾受毛人凤嘉奖的刘国定实际上五毒俱全，顾顺章也是生活腐化。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之际，有所耳闻的顾顺章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的遗孀、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华的回忆中得到证明。杨之华对他的印象是：精干、多计谋、滑头，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平日不看文件，生活腐化、吸鸦片、玩妓女、打老婆。叛变后的顾顺章不仅供出了大批共产党人，还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建议采取共产党人被捕后不杀而“搞秘密自首和公开自首”的政策，甚至又把叛徒派回到党内来，充当奸细，使党组织遭受更严重的破坏。向忠发同样如此，他在上海搞了一处好房子，找了一个妓女，吃喝玩乐，敌人发现后抓到妓女，她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抓到，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叛变了，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腐败意味着背叛，因为一个人追求灯红酒绿、贪图享乐，革命意志焉能不衰退，革命理想焉能不动摇？而恰恰就是这种“小节”很容易被忽视。对此，周恩来是有深刻反省和总结的。他在《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指出:特委工作虽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错误的结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被破坏案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变节者中有的是革命意志薄弱，被捕后，还没进集中营就叛变；有的是思想不纯，是投机分子，在革命高潮期间或国共合作之初，他们还能混下去，一遇到挫折就经不起考验。为此，周恩来提出要对情报、保密人员加强政治教育，情报、保密人员身处机要部门,接触核心机密,如果缺乏政治教育,投敌变节,危害甚烈。杨之华在《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中也提出,必须加强党组织对党员思想上、政治上以及生活上的监督检查,选拔干部必须注重政治忠诚,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堵塞保密工作漏洞。这个教训在今天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一个党员干部或涉密人员，如果频频出入酒店，索贿受贿，追求金钱地位，骄奢淫逸，怎么可能在权钱交易或利诱策反中守住保密底线呢？

守节与保密

变节和守节，是方向和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如果说连接两者有一个节点的话，那就是气节或节操——一种坚持正义的志气和有所不为的操守。历史经验表明，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就是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1947年9月，中央军委在关于情报保密办法的补充规定中强调，要加强政治教育，提倡阶级气节。何谓政治气节？罗青长之子罗援在一次隐蔽战线后代聚会上，用“忠诚、无畏、慎独、机敏、能干、互助、奉献、忍辱”16个字概括了党的情报工作者和保卫人员的特质，可以说这16个字也是对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的概括。

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源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滋养。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为利动，不为威劫”等精神营养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而成为社会风尚时，守节者无不以此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砺自己的情操和品格，气节成为他们的力量源泉。同样，“以俭立名，以侈自败”“俭为德之恭，侈为恶之大”就成为检验人品最好的试金石。变节者缺乏这样的节操，自然会经不住考验而成为遭人唾弃的背叛者和告密者。

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和榜样力量的感召逐渐培养起来的。皖南事变后，一方面周恩来安排部分党员干部撤离重庆，另一方面自己带头率领少数同志坚守在八路军办事处。面对国共合作破裂、随时有被袭击甚至抓捕的危险，他对留下来的同志们说：“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我们在牢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他还讲了广州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故事，读了叶剑英纪念方志敏的诗，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气节。南方局的同志回忆说，这种政治气节教育是周恩来在1941—1942年经常做的，连躲避日寇空袭的时间也不放过，经常在防空洞里讲革命先烈的事迹。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无论是身居高位的领导还是普通战士，革命前辈们都战斗在第一线，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果敢坚毅、沉着冷静，拒绝腐蚀、洁身自好。特别是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同志，他们隐姓埋名，常常一生困苦，孤独无援，还要面对家人的误解、同志的怀疑，甚至有的因“左”倾路线的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们不计较荣辱得失，不沉湎个人私情，无私无畏，忠诚奉献，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和优秀保密工作者的可贵品质。 

 

来源：国家保密局网站（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19年第10期）